鲁郡太守段文操在巨平城里接到了左骁卫将军董纯的告警书信。
鲁郡与齐郡毗邻，双方以泰山为界。齐郡有叛乱，必然会殃及到鲁郡，所以当齐郡郡丞张须陀倾力围剿叛贼之时，鲁郡局势也随之紧张起来。
齐郡、鲁郡是齐鲁地区的核心地带，不但人口多，经济富裕，而且因为历史悠久，又是儒家创始人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使得齐鲁人与生俱来便有一种优越感，尤其自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之后，齐鲁人更是以中土文化正朔而自居。
中土一统，胜利者不是山东人，而是被山东人鄙视为蛮夷的关陇人，这严重伤害了山东人的自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败了也就败了，城头变幻大王旗，王朝更替很正常，再说历史证明，不论谁坐江山，实际控制权柄的都是门阀士族，贵族始终是中土的统治阶层。然而，关陇人好不容易完成了中土的统一，岂肯与昔日的敌人、今日的手下败将共享中土的权力和财富？
关陇人是新兴贵族，大都是以军功起家，说白了就是一暴发户，而山东人都是历史悠久的老贵族，以经学传家，累世簪缨，是真正的贵族，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试想这种背景下，关陇人岂肯让山东人掌控权柄？那不等于拱手让位，把自己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送给了山东人？所以关陇贵族集团，不论是汉姓贵族还是虏姓贵族，也不论是关中、陇西、河东乃至河洛贵族，都不遗余力的遏制和打击山东人，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
但是，中土一统了，为了维护统一大业，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实施中央集权制，唯有中央集权才能确保中土长期的和平和统一。如此一来，在中土分裂时期兴盛起来的门阀士族政治就失去了其生存的基础，但门阀士族的存在，依靠的正是门阀士族政治这一基础，这一基础若被摧毁，门阀士族也就难以生存，必然要随之灭亡。
中土统一后进行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假若触及到了门阀士族的根本利益，甚至直接关系到了门阀士族的生死存亡，那改革还能继续下去吗？所以先帝采取了温和的改革手段，循序渐进，尽可能缓和矛盾，减少冲突，但即便如此，政治风暴还是接连不断。今上登基后，锐意改革，在山东和江左贵族集团的支持下，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中央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并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击各贵族集团尤其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实力，结果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骤然激烈。
今上是中土统一的大功臣，他统率军队征服了江左，并镇戍江左达十年之久，稳定和发展了江左，巩固了统一大业，所以江左贵族集团也就成了今上的坚强后盾。在先帝朝，江左人和山东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都是关陇人遏制和打击的对象。现在江左人借助今上的登基，成功进入朝堂，直达权力核心，那么山东人自然就成了江左人抗衡关陇人的盟友，而进入权力核心是山东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于是江左人和山东人一拍即合，双方联手支持皇帝的激进改革策略，试图以改革来反制关陇人，遏制和削弱关陇人对权柄的掌控，实现自己东山再起的梦想。
改革进入了快车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随之激化，关陇人和山东人、江左人的冲突也随之剧烈。
齐鲁人做为山东人的组成部分，距离关陇最远，与关陇人的隔阂也太深，可以想像双方之间的矛盾有多激烈。王薄、孟让是齐鲁人，长白山义军也是齐鲁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中土大地上第一批举旗反隋者，有其必然性，这其中不但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也有着对现实政治状况的愤怒和仇恨。第一批反隋者，名义上是反东征，反徭役，反关陇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关陇人和山东人数代积怨的一次总爆发，某种意义上也是皇帝和中枢以中央集权制为目标的激进政治改革策略的失败。
对于齐郡发生的这场由齐人主导的叛乱，齐鲁地区乃至整个山东的贵族都很关注。段文操做为邻郡太守，尤其关心。
段文操是齐鲁人，世居北海，段氏亦是齐鲁豪门。拓跋氏北魏分裂时，段文操的父亲段威扈从孝武帝西行入关，自此效命于关陇，历西魏和北周两朝。段文操声名不显，但他的哥哥段文振却是中土名将，功勋显赫。段文振文武干略，在统一大战和对外战争中屡建功勋，曾官至太仆卿。关陇人尚书右仆射苏威与其有仇怨，曾设计陷害段文振，使其除名为民。好在山东贵族齐心协力，为其申冤。先帝旋即再次起用，授其为大将军。今上登基，重用山东人，首选便是段文振，授其以兵部尚书之高位，引为股肱。
当时段文操是卫府武贲郎将，兄弟两人同在军中为高官，这也算忌讳之事，遂遭到关陇人的“攻击”。皇帝于是把段文操调离了军队，让他去督秘书省学士。学士皆为儒雅之人，段文操一个粗鄙武夫，哪能胜任？结果矛盾激化，段文操愤怒之下鞭打学士，遭御史弹劾。皇帝无奈，只好将其外放地方，到鲁郡做了太守，其背后的意思是想利用他的齐鲁人身份和段氏在齐鲁的威望，缓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帮助中央在齐鲁地区推进改革，贯彻实施改革措施。
段文操到了鲁郡，理所当然得到了齐鲁贵族的欢迎，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本来这是好事，有助于中央改革措施的推进和落实，但事情的发展却偏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