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0年，4月4日，开平。
开平，位于后世内蒙古东南部的多伦县附近，是一座年轻的城市。
这座城市位于大草原东南角，水草丰美，很合蒙古人的习惯。它再往西北二百里就是大漠，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是个眼皮子底下的距离，因此控制了开平就能将漠南草原和祖宗分封的具有较大自主权的东道诸王分割开来。同时，开平又通过滦河连接到河北汉地，便于施加控制。忽必烈于1256年在此筑城，此后便一直把这里作为他的根本之地来经营。
今日四月初四辛丑，适逢小满，正是黄道吉日。开平城中，原先的忽必烈王府，现在的皇宫，外部一片兵士守卫，内部鼓奏钟鸣、烟熏雾绕、人头窜动，正是一片热闹的景象。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
“……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建极体元，与民了起来，喊道：“好好好，俺……朕知道了，平身，都平身！”
他环顾四周，看到的一个个都是他收集到的汉人重臣。论武，有张柔、史天泽、董文炳、严忠济这样的猛将，论文，有姚枢、张易、郝经、赵璧、王文统这样的智士，可谓人才济济、忠良满堂！
忽必烈心知肚明，这些汉人，才是他的根基。若是论草原上的规矩，军功他不如旭烈兀，蒙古传统他不如阿里不哥，真正支持他的蒙古人并不多。若没有汉地充沛的物资和人力资源作为后盾，他根本没有争夺草原之主的资格，只要败上几场，即使是现在支持他的塔察儿等人也会弃他而去，更别说那些有钱就是主子的色目人了。
所以他的政权，必须与汉人共建才行。
……
五月十九日，忽必烈正式建元，以当年为中统元年，当日颁布的诏书充满了强调华夏正统的意味：
“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炳焕皇猷，权舆治道。可自庚申年五月十九日，建元为中统元年。”
此时忽必烈尚未将他政权定名为“大元”，但是这份诏书，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
当月二十七日，忽必烈指责阿里不哥谋反，紧接着大赦天下以市人心。
新生的忽必烈政权，看似繁花似锦，实则内忧外患。
外患自然在于他的胞弟阿里不哥，此人纠结了大部分的传统蒙古势力，准备与他争夺汗位，极为难缠。当初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任大汗对有功之臣和子弟大分封，在蒙古高原两侧产生了两个贵族集团，也就是大兴安岭一带的东道诸王和西域的西道诸王。如今西道诸王大多支持阿里不哥，而东道诸王支持忽必烈，形成了危险的分裂局面。
更西边还有一个西征未归的旭烈兀，暂时还未表态支持哪一方，不知是对汗位没有兴趣呢，还是准备做渔翁呢？
而内忧就更严重了。蒙哥汗之前大举攻伐南宋，看似打得不错，胜利一个接一个，实际上大大透支了北地的国力。为了获取资源大肆征发民力，生产被耽误了不说，还产生了大量逃亡现象和民乱，因此今年的生产和税收情况很不乐观，不知几年才能恢复过来。更别说还有遗留的世侯问题，各地世侯越来越庞大，眼看着就尾大不掉了。
但忽必烈毕竟是一代雄主，在这样极端不利的环境下，果断在内政、军事、外交三条线上同时大刀阔斧地决策，以应对当前局面。
在内政上，他大量启用汉臣，前往各地精心治理，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准备战略物资，还采纳了王文统的提议，筹备发行北地版本的纸钞。
在军事上，他先是让各路世侯的军队返回驻地休养，准备来年再战，但却把这些军队的精华部分都留在了开平和燕京附近，组成了一支精锐的“武卫军”。
冷兵器时代的尖兵，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而这就需要充足的营养。但这时候能获得充足营养的都是什么人？不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嘛！所以他这一手，不但增强了中央的势力，还把各世侯旗下豪强的子弟收为人质，有力地加强了对世侯的控制。只有益都李璮，从来就没往其他地方派出过军队，所以忽必烈也就没办法拿这招对付他。
在外交上，他本着远交近攻的原则，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决定先与次要对手和解。
在西方，忽必烈派出使节，封旭烈兀为“伊尔汗”，封国就在他新征服的波斯和中东地区。这一手的效果很明显，果然旭烈兀是个没多大野心的，觉得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与其冒着大风险去争夺整个蒙古帝国的大汗，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个伊尔汗呢。于是他拿到这个位置之后，立刻就转而支持忽必烈了。
在东方，高丽世子王倎原先在燕京做人质，已经滞留三年之久。此时适逢老国王去世，于是忽必烈采纳廉希宪的建议，将王倎送归高丽，与高丽结束敌对状态，从东线收缩兵力加强中央的防御。同时，忽必烈还向他的重要支持者亲王塔察儿让渡了一些权力，允许后者将势力范围向辽东扩张，既收买了塔察儿，也减轻了东北方向的军事压力。
在南方，忽必烈派遣他的心腹重臣郝经为国信使，希望与南宋和谈，互市通商，顺便要点岁币，以减轻军事压力、扩大财政收入。为了表示诚意，他还要求李璮停止向南进攻，在涟水开设商市，允许南北来往。当然，这策略其中肯定也有压制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