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山当众高声宣读奏疏，其音调悠扬顿挫，很是带感，且内容也颇具感染力。但在赵昺看来确是空洞无物，目光短浅，而让他唯一佩服就是这小子还有些胆量。现在的他已经非是当初刚刚登上帝位，那个畏畏缩缩的小胖子。
久居高位，赵昺已经不由自主的养成了上位者的威严，且他多年领兵征战，手刃敌将，身上也凝聚了铁血气息。因而已然形成了不怒自威的气质，别说普通百姓，就是一般的官员见了他，也会战战兢兢。可这小子却毫无惧色，小嘴巴巴的一点儿也不打磕巴。
所以赵昺觉得眼前这小子不是傻，就是贼大胆。不过傻的可能性极小，能进太学甲斋的皆是各府学举荐的优秀士子，若是混进来个傻子，笑话就大了。不过在他看来其还是个傻大胆，根本没有一个准官员应当具备的政治头脑，缺乏洞悉局势的眼力和沉稳的性格。
再听凝聚了众太学生们无数心血的奏疏，赵昺也只是摇头苦笑，尽管文章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堪称范文，但内容依然没有跳出‘清谈’的范畴。在他看来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
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如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再如工农兵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
清谈在早期应该算是学者们进行学说交流的工具，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大学者们的很多学术思想就是在谈的过程中被记录下来的，谈论的内容主要还是学术问题。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如此也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
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正是谁要是能侃，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知识分子爱琢磨，一旦脱离实际，琢磨什么呢？拿什么一比高低呢？不可避免地要往玄虚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选玄学呢？因为一部分人谈政治怕掉脑袋，而神仙鬼怪不犯忌讳；另一拨人则觉得参透玄虚可能成仙。结果大家都谈玄学，当权者也参与其中，神仙没修成，却为佛教东渐打开了大门。因而当时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
知识分子和官员皆好玄学，放在现代这些人就是不务正业，可在当时却被视为“清高脱俗”，把玄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清谈是一种高雅的行为方式。于是人人以此为荣，大家是争相仿效的，此也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清议。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尤其是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文人风尚，历来影响仕宦阶层”，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唐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清议比起清谈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渐渐清议已然是一种政治舆论。且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清流也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与统治者也脱不了干系，入宋后太祖实施右文政策，同时也为了控制官僚，对言官、御史颇为倚重，甚至定下了‘不得杀上书言事者’的家法。从而让清流们变得有恃无恐，于是清议也成了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赵昺十分清楚，清议比之清谈进了一大步，而一旦有人发现其价值，就会将清议视作政治工具。而工具必然是受到人为操纵的，那么其中还有多少积极意义在其中就很说了。统治者也发现其中的弊端，可卡住他们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门更大，就连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