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买市场里的盒饭胡乱对付一顿。那对卖盒饭的夫妻，我也认得，妻子就是曾帮我们做过家务的四川阿姨。第一次看到我，她的嘴几乎张成一个o型。
后来她唠唠叨叨地说：“真是做孽啊，水灵灵的女娃儿，爹妈手心的宝贝，送这儿遭罪。”然后为我在菜里多添几块肉。
我只是笑，感激她的好意。但那些油腻的荤腥，我一点儿都吃不下。这些肉最终都便宜了隔壁店里那只硕大的狼狗。
邱伟还在为孙嘉遇奔忙，把自己的生意都荒废了。第一次庭审，是半个月后，八月八日，一个吉祥的数字。
安德烈得知我在七公里市场打工，只要没有出警任务，他就会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一直等我关了店下班，再送我回家。
我不想总这么麻烦他，提过几次，他只当做没听见，我就只好随他去了。
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不提自己经手的案子。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警察工作有一种出乎寻常的热爱，脑子里从未起过渎职的念头，也就不去难为他。可如今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两个人之间常常无话可说，时不时的会冷场。
这天他送我到公寓楼下，我照例说声谢谢，开门下车。
他却叫住我：“玫。”
我转头：“什么事？”
他远远地望着我，碧蓝的眼睛里充满无数复杂的内容：“玫，你才二十二，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我咧开嘴笑笑，然后摆摆手，转身进了电梯。
电梯里空无一人，我对着光可鉴人的内壁，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脸上纵横交错全是泪水。二十二，很年轻吗？为什么我觉得心脏已经沧桑得象过完半生？
事情发生前没有一点预兆，我还记得那是个薄阴凉爽的夏日，上门的顾客特别多，我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才有时间吃午饭。
刚端起已经凉透的盒饭扒拉两口，就听见隔壁店那只来自德国的纯种黑贝愤怒的狂吠。
我慌得撂下饭盒出去查看，以为又碰上税警的突击检查。因为这只名叫“牛肉”的黑贝没别的好处，只有一点，只要远远看到穿制服的人，就会大声示警，提醒市场里的人小心。
没想到在门外跟狗纠缠不清的，竟是一身警服的安德烈。我急忙呼喝“牛肉”松嘴，它悻悻地放开安德烈的裤腿，转了几圈还是不肯罢休，围着他呜呜低吠。
我笑着问安德烈：“你怎么这会儿就过来了？”
方才一番挣扎，把安德烈弄得狼狈不堪，连帽子都歪在一边，但他丝毫没有顾上整理仪容，冲过来拉起我就走：“跟我来。”
“干嘛干嘛？”我甩开他的手，“我还得看店呢，你干什么？”
“见鬼！”一向斯文的安德烈居然骂出声，固执地拖着我往市场外走。
手腕顿时奇痛入骨，望着身后越来越远的店门，我烦躁地挣扎：“你想干什么？存心砸我饭碗吗？快放手！”
他站住，转身面对着我，脑门上密密麻麻一层汗珠。
“安德烈？”我十分诧异。
他并没有立刻说什么，脸扭到一边，站了好半天才吐出几个字：“孙出事了。”
我瞪着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他低头看着自己脚尖，小心地说：“孙昨天晚上被人打伤了，现在人在医院里。”
这回听明白了，我不由自主握紧拳头，咬着牙问他：“那你还磨蹭什么？带我去！”
在医院的病房门口，看守的警察不许我进去。安德烈把他的同事拉到一边，低声商量了很久。
那人看看我，终于松口，不情愿地说：“两分钟，马上出来。”
安德烈赶紧道谢，一边带我进去，一边还忙着替同事解释：“孙还未脱离危险期，不适宜见人。”
对他的话我几乎充耳不闻，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几乎是扑到病床前，然后我的脑子嗡一声响，眼前一片漆黑。
孙嘉遇躺在那儿，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暗红色的血迹依旧在透过绷带往外沁透。
他身上如何我看不到，因为严严实实盖着被单。乱七八糟的管子和电线从被单下面伸出来，各种颜色的液体正通过那些透明的管子流进他的身体。
他的左手却被铐在头顶的床架上。
“伤得很严重。”安德烈脸色阴沉，声音里有无以言表的沮丧，“当时有其他嫌犯受到刺激癫痫发作，值班的警察才赶过去，否则他就被人当场打死了。”
我的脑子里象飞进一群黄蜂，一直嗡嗡响个不停，眼前除了他的脸，只剩下一片空白。
“嘉遇。”我单腿跪在床前，低声叫着他的名字。
他的眼皮微微颤动了一下。
我知道他听得到我说话。我贴近他：“你能过去的，多少坎儿你都过来了。”
他铐在床栏上的手略动一动，我连忙伸手紧紧握住。
安德烈在一旁催促：“时间到了，我们走吧。”
我只当没听见，凑在他耳边说：“嘉遇，不管付什么代价，我都要让你出去。”
他身子轻轻一抖，手指蓦然收紧，猛地睁开眼睛，口型是一个清楚的“不”，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摇头，忍了多时的眼泪飞溅而出：“不，不，我不想再听你的话。”
他的目光凝结在我的脸上，象关了电源的电视机屏幕渐渐黑了下去，眼中的焦点消失了。
“嘉遇？”
他的头歪到一边。
床头的仪器开始发出尖利的告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