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他们也不过是些稍大点的小鬼呢，现在都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人了。他笑笑，愁思百结地写：听说——
听说什么呢。
听说莫斯科——
不、不是莫斯科。莫斯科和他有什么关系，听说——
听说你近况如何——
病句。乔一帆重重下笔划掉，力道之大险些把墨水划到他自己裤子上去。幸好联络处的公务笺没有偷工减料。他把整张纸扯下来揉成一团攥进手心里，终于面对了现实。
他在害怕。
纽约离莫斯科太远，太远太远了。
而他们，或者说高英杰自己，正在面对比八年前还要险恶的局面，他鞭长莫及。
“祝平安。”他潦草地划拉上几个字，左看右看都不顺眼，可没撕掉再写的勇气，就又在下面补了一句，“随信附礼物一件，请注意查收。”
可算写完了——这破信。乔一帆如释重负，抬头对司机说，“你等会留一下，帮我寄个东西回国，让国内转寄到莫斯科使馆去。”
司机点头应了，乔一帆叠好信纸想想家里那顶黑色的牛仔帽，盘算起自己能收到什么回礼。
合
下飞机的时候高英杰煞有介事地琢磨了一下，最后得出一个自己好像在莫斯科前前后后待了二十多年的结论。
当然没有这么夸张，从章程上来讲也不允许，不过俄语区就那么大，跑来跑去也脱不出那个圈子。11月的时候王杰希任满回国准备退休，国内一时没有合适的继任者来接手，就让他这大使馆公使暂理一阵各项事务。然而庞大的红色巨熊说倒就倒，镰刀锤子的高楼哗啦一声塌得一干二净。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倒也不用再充这□□了。
到国内他才抽出手把欠乔一帆的回礼寄出去，先前在莫斯科形势太紧张，那漂洋过海来的牛仔帽被揉得快烂了才到他手里，加起来不到二十个字的“信”也皱皱巴巴的。好在现在苏联灰飞烟灭，他终于能亲手去寄拖延了十七年的礼物，对比之下还是他更有心：作为同行业人士，高英杰不用动脑子就知道乔一帆的信和礼物肯定是司机代寄的。
整个欧亚司似乎都在因为红色巨熊的后事而手忙脚乱，大熊似乎还在，小熊还得分出手去应付。好在他年龄资历摆着，没人厚得起脸皮请他再折腾回去。于是高英杰每天按时上下班自学起英语来，夫人给他淘换了个收音机，到家美滋滋地求表扬。
自己当时怎么说的来着，也是太不会做人，上来就问花多少钱——二十。其实也不算贵了，但他心里总有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拿着五块钱的收音机听刺刺拉拉的菜市场英语，然后考个专业第一。
套好画框的油画被邮局的工作人员平稳地接过去。画上是曾经驻苏联使馆外的街景，隐约能望见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旗——或许望不到，但他宁愿能望到，人总是要去看点眼睛里没有的东西，尽管那本身早就不再重要，镰刀锤子已经重重砸到了地上了。
一起砸到地上的，似乎还有他整个人的命运与斗志。他想起在莫斯科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冲突与事件，忽然发现自己再也不明白“窝囊”这两个字的意思。为他画那副油画的流浪画家似乎很能明白他的心思，浓墨重彩里满是对过去辉煌的怀念。
高英杰不确定乔一帆能看懂多少，他也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拥有过曾经的辉煌。那些举世瞩目的大事件里存在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可同样也被很快地忘记了。
他的英语进步很快。
97年的时候高英杰在香港，身边是他俄罗斯族的夫人，秒数乱了再数一遍，总有一次能数对，或者总有旁人数得对，他觉得这生活不错，并且在奔耳顺之年的时候越发相信会越来越不错。
乔一帆收到了他的那副画，把它挂到卧室里每天睁眼就能看到，还特地拍了相片洗好和信一起寄回国内。驻外原本四年一轮，可做到了大使就不那么好轻易脱身。于是高英杰在回信里挖苦他小心被fbi约去喝茶，乔一帆振振有词说我挂个画关fbi什么事。
偶尔他们会假公济私占用一会儿保密电话聊个一两分钟。乔一帆总会问高英杰他背上的伤怎么样，但也从来提起过与当年那张旧相片有关的半个字。
高英杰总说没有怎么样，并不告诉他自己的腿好像被查出来有点问题，反正说出去也没什么用，搞外交又不靠腿，他们早就过了参加晚宴得下场跳舞的年纪了。
他思来想去，没有问乔一帆想不想要他们的新合影——照片上笑得还挺开心呢！但他的勇气似乎已经倒在了1991年的冬天。
于是乔一帆会给他寄一大堆红红的果干回来，据说叫蔓越莓，对心脑血管很不错。高英杰一边看电视一边嗑得一干二净，美滋滋地给乔一帆回复他觉得自己上楼有劲儿多了。
尽管这两者好像没什么必然联系，也许只是他按时吃了钙片。
按时吃钙片的伏枥老骥高英杰在1999年4月作为随行人员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下飞机的时候头一个见到的就是站在接机队伍最前方的乔一帆，头发黑中夹银，穿着薄西服，气质沉稳得叫人咋舌，好像自己见他念书时的青涩模样是上辈子的事儿——不过白头发还是比自己少，有点生气。
晚上欢迎宴会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