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过来了。”
这时其他军医擦净了沈嘉礼的眉目耳朵，有人拿起剃刀，开始小心翼翼的剃掉沈嘉礼那污秽不堪的半长头发。青色头皮露出来，沈嘉礼看起来是更加的不堪入目。
于是沈子靖保持着紧皱眉头的神情，转身离去了。
这里乃是沈子靖在北平的公馆，所以他直接上楼，走入了舒适卧室。自从聂人雄被日本人赶下台去后，他因为积极剿匪，所以立刻就被当成一颗新星，得到了各方的瞩目。聂人雄是靠兵发家的，总舍不得派兵上战场，生怕实力受损；他不一样，他不怕损失士兵。只要自己活着，他不在乎部下是怎样的命运。
秋季时节，夜晚已然有了寒意。沈子靖脱掉身上便装，抬腿迈入了西式浴缸内。将修长luǒ_tǐ沉入一缸热水中，他陶醉的仰头长吁了一口气，关节中蕴含的凉气似乎也立刻发散出去了。
胯|下那里有些不大得劲儿，大概是因为这些天他穿的单薄，走动又勤，所以犯了旧伤。拧着眉头欠起身来，他半躺半坐的伸直了腿。
段慕仁说跑路就跑路，小日本说抓人就抓人，动作全比他快三分。在过去的岁月中，他一直像一条蛰伏的毒蛇一样，在远处窥视着沈嘉礼的一举一动，寻找时机发出致命一击。好容易听说段慕仁那边叛逃了，他打起精神，立刻派兵前往了沈宅；然而在抵达之后，他发现守门人已经换成了日本军部的特务。
经过了许多交涉，他终于成功接管了沈宅。不想甫一进门，他就看到了一个胖姑娘抱着个胖孩子——胖孩子是宅子里的“少爷”，胖姑娘是少爷的娘。再一问那少爷的姓名，“沈子期”三个字让他啼笑皆非的明白过来。
没等他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问清楚，小梁不知从哪里冲出来了，满口里喊着“侄少爷”，又哭哭啼啼的求他去救老爷。胖姑娘也跟着连泣带诉，胖孩子凑了趣，嚎的比那两位都要更响亮。沈子靖被这三位吵的头大如斗，于是干脆命人夺过孩子，而后将满宅里的仆人——包括胖姑娘和小梁，全用马鞭和枪托驱赶了出去。
沈子靖不知道沈嘉礼被关到了哪里去，但是他很想找到这位三叔。他恨三叔，恨的如痴如醉、如火如荼。如果三叔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死在了黑牢里，他一定会感到空虚和失落。
大政治犯的下落，往往都是最神秘的。沈子靖四处打听了许久，才隐隐探知了些许线索。顺藤摸瓜的一路追寻下来，他赶了个好时机，在日本人已经把沈嘉礼当成废物、快要把人“处理”掉时，找上了门去。
他是正当红的人物，三言两语的，将沈嘉礼保释了出来。
水淋淋的从浴缸中站起来，他很不舒服的扭了扭腰，又用手托住下身那一套东西揉了揉。
当年，沈嘉礼险些踹碎了他的卵蛋。然而虽然没碎，但也和碎差不多了。
翌日清晨，沈子靖下楼去空房里看望沈嘉礼。
沈嘉礼没有醒。
沈嘉礼是在当天下午，才恢复知觉的。他可以算作是醒了，然而又可以说是没有醒，因为他不认识人。
他是一条形销骨立的糊涂虫，半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呓语。偶尔，他会毫无预兆的哭泣起来，呜呜的哭，用嘶哑难听的声音发出哀求：“别打了，别打了。”或者是：“重庆，他去了重庆。”
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最常说的话还是：“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哭过过后，他看起来更加难看了一些。眼睛深陷在了眼窝中，眼皮却是红肿着的。勤务兵一天两顿喂他米粥吃，他也晓得吞咽，可是不定什么时候，他又会剧烈的将米粥尽数呕吐出去。除此之外，他还时常抽风似的周身痉挛，头脸身上一层一层的渗出粘腻的冷汗。军医瞧不出这症状的原因，也没想到这是电刑的后遗症，只得是掂量着用药，又给他注射了许多葡萄糖。
如此过了半个多月的平静生活，沈嘉礼因为身心都没有再受刺激，头脑才渐渐有了清醒的趋势。
他的记忆和思想已经是凌乱破碎的了，入狱之前的岁月，他隐约只能想起一些不甚连贯的片段，入狱之中所受的折磨，他一样一样的，倒是慢慢都记起来了。
他不知道自己这是身在何处，可是只要房门一开，他便要被惊吓的猛一哆嗦——他总以为是日本宪兵要来提他过堂受刑去，即便后来勤务兵与军医都反复向他保证了安全，他仍然是恍惚。每天早上醒过来时，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在牢里还是牢外。
又过了十来天，他认出了沈子靖。
这时，他那周身的绷带已经被拆下了大半。当初的细皮嫩肉不复存在了，紫黑粗糙的道道血痂爬遍了他的全身。呆呆的望着沈子靖，他的目光是软的，散的，纯粹的只是看，毫无感情的看。
沈子靖回忆起了沈嘉礼往昔时的可恨模样，所以无论如何没法露出好脸色来：“你这是活过来了？”
沈嘉礼心头还是有些迷糊，用嘶哑的声音低低唤道：“子靖。”
沈子靖答道：“三叔。”
然后他无声的狞笑了一下，心里很痛快。起身在房内走了一圈，他料想沈嘉礼是保住一条性命了，便出门叫来勤务兵，让他们撤去了房内的一切家具陈设——包括床，只留下了一床被褥，铺在了角落里。
军医也不再来了，药品随之完全断绝，一日两次送进来的供给，唯有稀薄的米粥，让沈嘉礼吃不饱饿不死。